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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韩某盗窃通讯电缆案

作者:社法宣  发布时间:2011-06-07 17:01:27


    [要点提示]

    被告人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通信电缆,造成270户用户电话累计中断2305个小时,检察机关认为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但对照相关司法解释审判机关认为被告人尚未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标准,因此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例索引]

    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2010)社刑初字第057号(2010年5月6日)

    [案情]

    公诉机关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韩某,男,1965年2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12922196502193416,汉族,小学毕业,农民,住河南省方城县清河乡河庄村。1984年、1990年11月9日因犯盗窃罪分别被方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年;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2009年11月23日被社旗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犯罪,2009年12月2日经社旗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社旗县公安局逮捕。现押于社旗县看守所。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韩某伙同他人三次盗割通讯电缆,其中2006年3月25日盗割一根100对南北通讯电缆,造成25户用户通信中断10个小时,被盗电缆价值5120元;2006年4月27日盗割两根通讯电缆566米,因被巡逻人员发现,未将盗割的通讯电缆带走,造成95户用户通信中断9个小时;2006年4月30日盗割通讯电缆400米,因被巡逻人员发现,未将盗割的电缆带走,造成150户用户通信中断8个小时。另被告人韩某于2009年11月23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韩某的供述与辩解、同案人杨中兴、韩运海等人的供述、证人陈金强等人的证言、价格评估鉴定结论书、现场勘验笔录及判决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社旗县人民检察院以社检刑诉(2010)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某犯故意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于2010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审判)

    社旗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韩某的犯罪行为对照相关司法解释未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标准,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韩某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罪名不当,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韩某因犯盗窃罪两次被处以刑罚,现仍不思悔改,继续犯罪,可酌定从重处罚。被告人韩某已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韩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韩某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主动悔罪,可酌定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韩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起抗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评析)

    此案检察机关是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提起公诉的,经审理审判机关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对于本案的定性为何存在争议,原因在于:

    合议庭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被告人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符合盗窃犯罪的构成特征。虽然被告人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行为,但尚不足以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只能按盗窃罪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处罚。200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只有破坏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范围的实际危害后果,才符合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要求,才能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从破坏的程度和范围上“解释”规定,“造成二千户以上不满一万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或者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的”属危害公共安全。对照此规定,二被告人破坏的公用电信设施只有270户用户显然达不到二千户以上,因而按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不符合“解释”的规定。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盗割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造成270户用户电话中断累计2305个小时,危害了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理由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犯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基本特征是危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安全。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是社会生活中常用的紧急性公益通信,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关系到救灾、抢险、防汛等事宜的顺利进行,通信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安全,事关重大。被告人的行为虽然造成通信中断的用户数量少,但造成通信中断时间按用户乘以小时计算,达到二千多,且其盗割通信电缆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虽然通信中断的时间和用户数都有届定,但第(五)项规定了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说明“解释”列举是有限的,实践中可能出现没有列举到但危害性较大的情形,被告人行为危害性不谓不大,其危害了公共安全,应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 

    而且,法律明文规定有设立定罪量刑的下限,不能随意类推或扩大解释。只有破坏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范围的实际危害后果,才符合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要求,才能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但同时笔者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广播电视、电信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新闻信息的工具,在一些特别情况下,如在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时,还担负着向公众及时传播情况,进行疏导,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刑法对这类行为作了特别规定,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这类对公共安全危害严重的犯罪行为。《解释》对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定罪和量刑给予了量化,方便了司法操作的同时也带来了法律和法理上的冲突:如果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二千以下用户通信中断1小时以上或者是二千以上用户中断1小时以下,依《解释》原则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假设也达不到盗窃罪的定罪标准,显然也构不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那么其行为将被宣告无罪,这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犯罪”是行为犯,只要实行即构成的理论是相冲突的。再者,如果被告人盗窃数额刚好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其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起点刑相同的时候,就不容易依据以上的理论选择定罪。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任务之一是处罚和预防犯罪,司法人的行为的任务当做如此,《解释》对此类犯罪设立定罪量刑的下限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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